和帝永元元年（89年），王充续写《讲瑞篇》文稿。

永元年间，王充年近七十，辞官家居，创作《养性》之书，共十六篇。不久，卒于家中。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称为“战斗的无神论者”。他的思想包括元气自然论、无神论、认知论、历史观、人性说、命定论等。

“元气自然论”是王充思想体系的核心，主要由元气和自然两个元素构成。元气是世界的基源，元气论是对于万事万物，包括对人的形成及其变化依据的思考。自然即指自然、社会现象及其过程是客观的，具有必然性、自发性。自然论是王充思想的基础。王充认为事物运动的源动力在“元气”本身，而非外部因素使然，故以“气”为基础，王充对万事万物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王充认为，天地之间存在“气”，万事万物皆由“气”构成，“气”的运动导致了万事万物的生成与变化。“天”、“地”和“气”都是无意识的存在，天地通过“气”对万物（包括人）产生的影响也都是自然的。“气”的本质是特定的、不变的，而“气”状态又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在“气”本源性这个意义上来讲，“气”又称为“元气”（元，开始之意）。“元气被认为是天地由以产生的原始的气。”王充对这一概念作了系统深入的阐发，认为气是物质性的、基础性的、永恒的和自然无为的。《四讳篇》云：“元气，天地之精微也。”“元气”是天地之间较为精微的一种气，天地通过“元气”来衍生出万物，万物在“气”的不断运动中产生，人的产生也是在天地“气”运动的结果：“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就像是夫妇之间的阴阳交合之“气”产生孩子一样。“元气”化生万物，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唯一本源。然而万物皆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因禀受元气的厚薄粗精不同，因而其形体和属性也存在有巨大的差异。人与其他万物相比，更是地位高贵，表现在人有知识和智慧，是因为人禀受的“元气”比较厚渥，王充将之称为“精气”“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人是由最精细的、带有精神属性的精气所构成。

王充强调：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自发的、客观的、必然的，从而反对董仲舒所宣扬的天有意识地创造人类、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张，反对天有意降下祥瑞与灾异，并指出其荒谬性。他认为这些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王充将“气”视为万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和动力，认为自然中的各种现象是“气”自然作用的结果，事物禀“气”的厚薄决定着事物的好坏，延及万物之中的人类，人禀“气”的厚薄决定了人“命”的死生寿夭、富贵贫贱“气”是无形的、流动的、看不见的，对于各种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王充处于当时的境地并不能做出清晰的详细的解释，但他用“气”的概念解释这些尚末认知的事物的本质联系，来笼统地说明所有问题。

王充批判了当时儒者所倡导的神秘主义、阴阳灾异思想。他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对自然、社会现象认识中总结的经验来说明“天”是自然的是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因此不能用人的主观意向去把“天”拟人化。他用“无为”的自然观念反对统治阶级利用“上天”的“有为”目的论宗教观，同时，也表明他对统治政策的反对与不满。

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对万事万物，包括人的生成变化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成为他解读人类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在王充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基础性的地位。

王充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是强调世界的物质性。王充认为，无形的“元气”和有形的物体构成了整个世界，人和万事万物都是禀受“气”而产生。《辨祟篇》云：“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禀气于元，与物无异。”人也属于“物”的一种，但人是有智慧的“物”，这种智慧也就是人所具有的精神。

王充指出，人既然是禀“气”而生，而“气”分为阴阳，故形体由阴气产生，精神由阳气产生：“夫人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构成人精神的“气”，被称为“精气”。一旦人死，精气就会消散，不会再产生精神现象。人的精气在于人的身体之中，就好比“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内，犹粟米在囊橐之中也”。物质载体不在，精神无处可存。鉴于精神对形体的依赖性，王充认为人死后精神亦不复存在，人变为鬼神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人禀受精气而生，能够成为精气的是血脉。人死之后了血脉就会枯竭，血脉枯竭而精气就不存在，精气不存在而形体就腐朽，形体腐朽就会化成灰土，不可能变成鬼。

王充进一步认为，在“气”和“物”的基础上发生和存在着人的精神现象。“气”构成了人的形体，人的形体因而发生了精神现象，人一旦死去，精神现象也就随之消亡，不复存在。王充以人死如火灭为喻，来说明人肉体的存在是精神存在的前提，人死之后，就不会存在不灭的精神，更不会存在鬼去影响到现实中的人在批判鬼神论荒谬的同时，王充也提出了这样一种认识：鬼神的产生是人生病而精神错乱或者思念郁结所致：“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

王充反对汉代流行的神学目的论，反对有人格神的存在安排着世间万物的命运。他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物质来解释甚至替代人格神非凡的超人性，但由于历史局限性的存在，王充难以给出科学的解释，最终不得不走向了另一种神秘主义——“命”。

王充的无神论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集中的《论衡》的《实知篇》和《知实篇》中。

在《论衡》中，王充对“知”即人的认识论有不少专门的论述。《别通篇》云：“倮虫三百，人为之长。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人有认知能力，可以获得知识，从而产生力量。王充认为，人应该利用和发挥自己的认知能力，获得知识，扩大自身的认知范围。认知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认识各种事物的性质，但最终是要认识到事物内在的规律和本质，正如《实知篇》云：“尽知万物之性，毕睹千道之要也。”王充所强调的“知”的内容，即“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天下之事强调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世间之物强调的是自然领域中的自然现象。也就是说，王充要认知的对象包括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

王充对获得“知”的途径也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王充坚持知识的客观性，批判神秘主义先验论，针对儒者说圣人生来就知晓一切的说法，他指出，人的知识，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后天在与外部世界逐渐接触的过程中学习认识到的。他列举材料证明，圣人并非生而知之：“实者，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圣人和普通人一样，都要通过感官与外界接触，通过了解外部事物而增长见识。王充认为，人的知识只能通过后天的学习认识来获得，这个过程，是“耳目”和“学问”相结合了解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了直接的感性经验和他人的间接性经验。“耳目”即感官所获得的直接的感性经验，通过对感性认识的梳理，人们能够做到更深刻地认识事物：“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凡圣人见福祸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王充肯定“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即感官直接认识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指出，人不可能凭借“耳目”认识一切事物。

王充进一步提出，实际经验虽是人们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来源，但也还需要他人的间接经验，即书本上的“学问”。所谓“学问”，指的是汲取他人已有的经验，相对于“耳目”来说，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是间接的，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人的才智有高低之分，认识事物要通过学习，通过学习才能知道，不请教别人就不能认识事物。不学习就能感知，不问就能知晓，古往今来，这是没有的事情。王充指出，“耳目”与“学问”相结合，就可以从外部世界获得可靠的经验。但仅仅靠经验，形成的认识不一定是正确的，还必须对经验进行理性思考，否则就容易被假象所迷惑。

王充还非常理性地认识到，由于条件的限制，人的认识能力是不可能认知一切事物的，“天下事有不可知，犹结有不可解也”。王充的这种认识和见解是相当深刻的。王充还强调“效验”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所谓效验，就是事实根据：“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在王充看来，只有经过效验的检验，才能证实某种认知的正确性。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知为力”的论断，充分肯定了“知”也是一种力量。他认为这种力量比体力要强大的多，能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练人之心，聪人之知”，使人的德行得到培养，人的知识得到增加，人心得到感化，人变得聪明。另外在政治上也能安定社会。这就是“知”的强大力量。

王充的认识论否定了圣人生而知晓万事，强调了人可以通过自身的认知，获得知识，了解周围的世界，甚至靠“知”所产生的力量，增长自己的见识，安定社会。这是王充思想中较为积极的一面，即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肯定人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完善自己。王充“命定论”思想中的“性”之可教就是其认识论的体现。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代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王充认为人性可分为三等分别是善、无善无恶、恶，并且还指出人性是可以在后期的学习或者生活环境中得到改善的。他在《本性篇》中指出“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就是承认后天学习和环境对人性的作用，而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性是可以改变的。

“命定论”是王充对人生命运问题的探究，内容包括人的死生寿天、富贵贫贱以及一切遭遇。不但人有命，国也有命。王充认为，一切皆由“命”定，它并不是人力所能干预和改变的。这里所谓的“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命论和国命论存在着一致性。“命定论”使人产生消极的处世态度与汉儒“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人感应说殊途同归。这也是后代研究者认为命定论是王充思想最大局限之原因所在。

王充虽然反对神学目的论，但他不了解造成吉凶祸福和贫富贵贱的社会原因，因而主张命定论，强调“命”的绝对权威，认为“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而决定生死夭寿和贫富贵贱的命运，是由天和各种星象施气造成的，“天施气于地以生物，人转相生，精微为圣，皆因父气，不更禀取”。甚至造成社会治乱的原因也取决于“时数”，而否认人的作用，“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有听凭命运的摆布。在这里，王充不仅远远落后于荀子，也不及墨子，甚至不如孔子。

王充的命定论思想主要集中在其著作《论衡》的《逢遇》《累害》《命禄》《气寿》《命义》《偶会》诸篇。其出发点是批判当时社会上的谶纬、天人感应等学说即所谓的命定论思想的正宗，但在批判方法上陷入了唯心主义。

王充在阐述命定论的同时，着重批判了以君权神授论为核心的谶纬神学。在命定论中，王充尖锐地抨击了社会的腐败黑暗，鞭笞了统治集团的贪婪无耻，并注意到社会治乱与人民经济生活的关系。

虽然王充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其思想中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但仍然达到了他的时代的最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后来的许多儒生对王充心有余悸。

王充针对当时文章写作方面所存在的内容虚妄荒诞、追求辞藻华靡和复古模拟等问题，强调“真”是“美”的基础，不真实的作品只有“虚美”而没有真美。他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真实，反对描写虚妄的迷信内容；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做到外内表里完全一致，既有翔实的内容，又有与之适应的形式；注重独创精神，反对模拟抄袭；注重文章语言的口语化，反对古奥艰涩的文风。

王充对当时已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不少进步的主张，如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主张书面语言和口语的一致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写文章、要求文章创新反对模仿和因袭等观点，这些进步的文学观点与当时文坛上模拟因袭的不良倾向成了鲜明的对照，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值得十分重视的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

谢夷吾：“充之天才，非学所加，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白、司马迁，不能过也。”

刘知几《史通·序传篇》：“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至于述其祖父顽很，以自表所长，傎亦甚焉。”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王充”条：“盖自居于圣贤而訾毁其亲，可谓有文无行，名教之罪人也。”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

章太炎：“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王充《论衡》可称为卓异的著述。”（《国学概论·国学的派别》）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充《论衡》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

黄侃《汉唐玄学论》：“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凡虚言、谰语，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至此时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欢忭宁有量耶。”（《黄侃论学杂著》）

胡适《王充的论衡》：“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王充哲学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转机。他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两汉时代最大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

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自誉而毁其先，非人也。”

周桂钿《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一个具有近代实验科学精神的超前的思想家。”

王充生平著述有《讥俗》《政务》《养性》《论衡》。其中《讥俗》《政务》《养性》现已失传。

《论衡》一书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现存文章有85篇。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王充墓，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林岙村，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据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记载：“王充墓在县西南十四都乌石山。”墓前立着一块高约两米的青石墓碑，上刻“汉王仲任先生充之墓，清咸丰伍年岁在乙卯桂月吉旦”字样。王充墓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原址上重修的。墓不大，呈圆形，用条石砌筑，坐南朝北，上覆封土，顶植翠竹。

王充死后葬于上虞乌石山。为缅怀先贤，纪念王充，继承和弘扬王充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绍兴市上虞区在其墓园旁修建王充史迹陈列馆，以供瞻仰、游览、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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